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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丨中国创新之城:集聚是趋势 创新政策需更具普惠性

发布日期:2024-04-29 17:19    点击次数:190

  钟世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特约助理研究员)

  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框架下,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是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产业附加值和供给质量的重中之重。那么,当前我国整体创新水平如何,不同城市之间有什么差异特征,政府政策支持在其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明晰我国当前城市创新发展现状,研判其发展趋势,进而为我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思路和方法。

  中国创新之城的时空特征

  从中国创新之城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创新之城的打造与城市自身的地理区位特征密切相关,包括城市的水文、耕地、海拔高度、气候以及交通便利性等地理链接能力都会影响城市创新,具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是打造创新之城的必要条件。

  通过城市专利大数据可以量化我国城市创新水平,分析可以发现,从时间特征来看,2005~2021年,我国城市专利总规模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从2013年开始专利规模增速在减缓、而专利质量在提升,这说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正在经由追求创新数量向追求创新质量转变;从空间特征来看,我国城市的专利密度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中高值区基本分布在地理链接能力更强的东部沿海与内陆省会城市,在空间上呈现出城市创新水平“东—中—西”地区梯度衰减格局。

  并且,2005年、2013年和2021年城市专利密度水平的高值区均集中于东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的辐射效应,中部地区的中高值区也在显著增加。

  因此可以明确的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仍在显著提升,而西部地区则发展相对缓慢,城市之间的差距仍在扩大,城市创新的重心仍在东部沿海城市。因此,城市创新政策要从自身的地理区位特征出发,立足自身的内生比较优势,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从全局角度谋划自己的区域分工位,做到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以更好的实现分工的网络效应,改进全社会福利。

  创新的集聚式增长是趋势

  从中国创新之城的结构特征来看,由于创新与人的创造性思维高度相关,也特别依赖于人与人之间思想火花的碰撞,因此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人口规模在城市分布的齐普夫法类似(编注:齐普夫法则是区域经济学中用来研究城市规模分布的著名定律,它能够准确捕捉到空间结构存在的规律性特征)。为了深入揭示中国城市专利规模分布的空间结构特征,对中国城市专利规模和城市专利规模排名进行相关关系分析可以发现,1985~2022年我国城市专利规模与其排名均呈现出负相关的线性关系,且拟合线的斜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且偏离-1。这说明,目前我国城市专利规模分布较齐普夫法则而言更为集中,且呈现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即创新在大城市的集聚程度比人口集聚程度更高,显现出“创新集聚之城”的态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头部几个大城市之间创新的分布还相对均匀,还没有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这可能与头部大城市都在利用各自的要素禀赋优势大力发展创新、仍然处在创新竞争的白热化阶段有关。因此,创新在大城市的集聚式增长是客观规律,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通过行政力量干预而在不同地区进行静态的均衡分布;创新的均衡发展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让各类创新相关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高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创新集聚中走向“创新”的动态均衡。

  五类创新之城

  从中国创新之城的内部特征来看,由于不同城市的禀赋各异,创新之城也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根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0年发布的分类标准,按照城市原有的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创新禀赋差异,中国的创新之城可以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科教资源富集类创新之城,比如南京、武汉、广州、西安等,这类创新之城的高校及科研院所资源很丰富,特别是包含了大量的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等专业排名靠前的高校或科研院校,这些院校能够产生很多原创型的创新、为产业界源源不断地输送先进的技术,同时本地大学本身就有天然的优势、能够更好地为本地企业输送最宝贵的人才资源,这是创新最重要的要素。

  第二类是产业技术创新类创新之城,比如深圳、东莞、无锡、宁波等,这类创新之城拥有着较好的产业创新基础,集聚着大量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和联动能够产生显著的创新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也进一步推动企业成为这些城市的创新主导。

  第三类是创新创业活跃类创新之城,比如长沙、杭州和成都等,这类创新之城是正在崛起的网红城市,以较低生活成本和多样化的服务吸引了大量年轻人。作为最有激情的创新要素“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不断地发生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同时以城市为试验场开启自己的思想实验,创新创业的热情自然也就提高了,这也造就了这类城市的突出特点“民营经济特别是新兴行业发展迅速”。

  第四类是开放协同创新类创新之城,比如苏州、昆明和贵阳等,这类创新之城有一定的地理区位优势,比如是省会城市或者区域综合性节点城市,但科教资源不足,因此只能通过外部链接的方式借势外面的智力资源来实现本区域的开放协调创新。

  第五类是绿色发展类创新型城市,包括湖州、太原和马鞍山等,这类创新之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创新的第一原则,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非常关注对环境的影响,注重单位地区GDP能耗的降低和空气质量的改善。

  政策支持对城市创新有用吗?

  在对中国创新之城的时空分布特征、集聚特征和发展类型做简要描述后,尝试回答一个大家普遍关心、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误解的问题:如何看待政府对城市创新的作用?

  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例,国家创新型城市主要指依托于科技创新、知识创新、体制创新等驱动的高质量发展城市,对其它城市也往往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和引领作用。一方面,国家创新型城市作为落实创新型国家建设规划的关键平台,具有严格的评选程序和选拔要求;另一方面,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能够给城市创新发展带来更多的政策支持。正是因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具有良好的创新示范效应和切实的政策支持,在2008年深圳市获批成为第一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后,便掀起一股创新型城市争夺热潮,各地区便开始争相申请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试点。据相关统计,截止到2022年,全国已经有103个城市先后入选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会发现政府主导的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城市创新有显著驱动作用。但要注意的是,政策试点本身可能存在一定的“选美效应”,大部分的政策试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都要显著优于非试点地区。比如,从经济产出特征而言,103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占到了全国51%的人口,汇聚了全国85%的R&D经费投入和72%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拥有全国85%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出了全国81%的高新技术企业营收,覆盖了全国67%的GDP。

  同时,试点政策的成功可能也与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因素密不可分。就区域分布特征而言,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东部沿海地区的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创新能力普遍更强;就城市群分布特征而言,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主要集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这些区域的创新能力也更强,占据创新能力排名前十的大部分席位。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可能为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此,要客观理性看待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创新政策。以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为代表的政府主导的创新政策,对城市创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创新型城市政策的成功与试点城市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地理区位优势乃至历史文化特征相关。并且,这种类型政策的成功,还可能与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以资源消耗和劳动力红利为基础,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手段等实现大规模的第一曲线增长。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模仿式创新红利快速下降,后发劣势开始出现。在这一阶段,国家自主创新越来越重要,但创新方向的预判也越来越难,不确定性越来越大。

  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客观理性地看待创新政策的作用,不能过度干扰创新的自然演进,而是要在无法精准识别创新方向的时候,通过实施普惠性的产业政策,比如打造宜居环境、营造包容的城市文化、建造适合交流的城市空间等,来吸引创新发展所需要的第一要素——“人才”,以驱动城市创新。